監護支持是框架之本

　　“發達國家在兒童保護機制上已有充足經驗，值得中國借鑒。”張文娟表示，具體而言，一套兒童福利保護機制，應該包括對高風險家庭的動態監測機制，對侵犯兒童權利行為的發現舉報機制，舉報后的回應機制，即對侵權人的處理，對兒童的臨時安置和長期安排。

　　但她同時強調，現在最關鍵是把框架搭好，我們現在不是要確認這些措施，或是盲目地推進，是現有的福利措施怎么樣能用到兒童福利上，我們要看到我們最缺的是什么。

　　最重要的框架就是要有監護支持，除了做其該做的，政府還要有監督，即如何讓孩子的父母發揮更好的作用，從而更好地保護孩子的權益。“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監護支持，針對家庭的核心福利，面向所有家庭的醫療保障、義務教育、兒童最低生活保障、孕產期、托幼服務、學前教育等方面。”張文娟說。

　　監護為什么那么重要？張文娟分析說，監護決定了兒童照料，尤其是在家庭中的質量，這也決定了其未來的社會角色。而且兒童的成長過程是不可逆的，監護的制度安排能夠保障兒童在家庭中的最大利益，包括其健康成長的重要。

　　“監護制度設計的質量決定了兒童福利制度設計與運行質量。”張文娟認為如果監護本身出了問題，沒有一個外部的支持和干預機制，這個孩子就會絕望。“監護出了問題的孩子，肯定是最困境的孩子。因為監護是一種法律上的身份，普通的公民慈善無法幫助到他們。”

　　但遺憾的是，對監護人應該在什么范圍內必須承擔什么樣的監護責任，我們的法律卻缺乏細則，“悲劇一出，我們總是辯論這是政府的責任，還是社會的責任，還是家長的責任，沒有法律細則就辯不明白。”張文娟說。

　　張文娟著有《中國未成年人保護機制研究》，這是一本系統梳理、研究未成年人保護綜合機制的專著，在研究中，她更愿意把類似畢節、蘭考等地的兒童悲劇事件放到法律的框架內思考。她認為，在法律上界定清楚監護人對被監護人應該負有的責任，是理清權責之辯的基礎。

　　“比如說，鄰居家的孩子脫離監護人單獨行動多長時間我該報警？報警后怎么查證認定？認定后監護人怎么處罰？”張文娟說，這些最需要細則的地方，在我國的法律中是最粗線條的，“沒有處罰細則的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就像一部道德宣言。”

　　張文娟認為，這不是在實踐中能解決的問題，需要國家法律層面的頂層設計，在政府、社會和監護人之間劃分責任，明確對青少年的優先保護在哪些具體的方面，有什么樣具體的政策和條件設置。

　　“‘許多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等待，但是兒童不能等。她的骨骼正在形成，血液正在成長，對兒童，我們不能說明天，她的名字是今天。’我非常喜歡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斯特拉爾的這句話。為了兒童，我們真的不能再等了。”張文娟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