輿論和謊言

　　在1994年改行做刑辯律師之前，李在珂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處任職。他的警察生涯中也辦過不少強奸的案子，因此他從刑偵的思路來看這個案子：“強奸罪的關鍵定義是有沒有違背婦女的意愿。在我們的司法實踐中，尤其是在北京我接手過的強奸案中，基本上——哪怕一開始同意發生性關系，后來因為意見不合或者其他原因吵架了，出去打110，最后也被抓了、判了，很難說清楚。但本案確實有很好的條件。”

　　李在珂所指的“很好的條件”，首先關于被害人楊女士。“我歸納了一下，她在公安機關的三次報案材料中，有20多處與事實不符。”李在珂對本刊記者說。后來在庭審中也證明，她對自己的具體身份和性史有過虛假或不全面的陳述。這些細節足以作為她品格證據上的瑕疵，影響到她口供的可信度。“你不誠實，說過假話，怎么相信你說人家違背你意愿是真的呢？”這個案子從雙方認識到最后進入賓館房間，空間距離較長，有幾次場所轉換，女方離開的機會相對較多，這對控方證明女方的真實意愿增加了難度。而事發后聲稱并無利害關系的第三方的熱心介入，又讓它和典型的強奸案比起來，確實多了幾分不尋常。

　　比如在是否有明確要錢的短信或電話、是否這樣的行為就意味著敲詐這個細節上，雙方就有完全不同的說法。楊女士的代理律師田參軍對本刊記者說：“我問過他們有沒有跟李家要錢，有沒有提出過巨額的賠償？有的話這案子我就不接了。我作為律師，對于這個問題是很謹慎的。假如他們提出過巨額賠償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案子的局面，至少在輿論上也對他們不利。但他們很堅決說沒有談過，所以我后來對這個問題一直心里很踏實。”但李某某的一位前任代理律師告訴本刊記者，自己在代理此案的過程中，一個證人曾經找過他。這位證人知道楊女士的具體身份，并且知道他們在案發后商量要錢的事情。當晚提前離開聚會的李某在庭審第二天出庭作證時，也提到酒吧的工作人員曾跟他聯系，讓他傳話李家要錢。

　　說法針鋒相對，必有一方在說謊。與所有的案件一樣，當事人的陳述都可能有謊言，遮掩，但這個案子的不同之處是，案件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被曝光。2月22日，就在這些年輕人被警方拘留的當天，微博實名認證為“香港《南華早報》網站編輯”的“王豐-SCMP”就在微博爆料：海淀公安分局21日晚上以涉嫌輪奸刑事拘留了一名年輕男子李某某。名字雖然改了，但還是有人認出來他真正是誰。這條微博中披露了涉案人的姓名，并在后面附上了李雙江之子的網頁鏈接。當天下午，有媒體報道北京警方以實名證實，李雙江之子目前已被刑拘。根據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，如果李某某行為被認定為輪奸的話，他將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　　因為涉案人李某某的特殊身份，案件被裹挾進了強烈的輿論漩渦中。他的身份標簽成為輿論判斷和解讀案情的一個重要背景。在警方調查沒有完成、案情尚不明朗的情況下，一些謊言或者并不準確的信息捷足先登，以真相的面貌在社會輿論中流傳，并據此建立起一個案件的基本輪廓。在很多人眼里，這是一個有罪的簡單輪廓。甚至后來作為李家法律顧問的蘭和，在沒有進入此案前，也“覺得這個小伙子（李某某）無可救藥，是一個中國家庭教育失敗的典范。所以當時我的第一想法是，我說服他們家庭去賠償，去好好補償這個被害人，讓他得以一個民事上的和解，達到刑事上的總體解決。我當時是這么一個初衷，我也很詫異他們為什么不這樣做”。蘭和對本刊記者說。

　　此案庭審的第一天，本刊記者隨機采訪了幾位在庭外圍觀的市民。有兩位認為此案強奸性質毋庸置疑的市民，都提到了一個判斷的關鍵細節：在進入湖北大廈時，嫌疑人用反剪雙手摟脖子捂嘴等方式，將被害人從后門帶入賓館。這是明顯違背女方意愿的暴力犯罪行為。這個細節來自一家媒體報道的“李某某案新版內幕”，聲稱源自“警方調查發現”，但看過湖北大廈錄像的一位人士告訴本刊記者，畫面顯示6個人都是從大堂進入賓館，有的時候楊女士是自己行走，有的時候是扶著走。“特別是進湖北大廈的時候，楊女士一左一右有兩個人，挨得比較近。控方可以認為是兩個人扶住她，有挾持的可能。但辯方也可以認為，是她可能走路不穩，她扶住別人。錄像不是特別清楚，單從這個畫面上很難判斷是否有挾持。”

　　輿論原本就是情緒性的，它對一件案子的庭上判決并不能產生實質的影響，尤其是刑事案，在法庭上還是要靠證據說話，但輿論里更多是以個人偏見解釋事實和觀點。輿論場越熱鬧，觀點就可能越偏執，越堅固。過早介入的輿論，為本案勾畫出了一個復雜迷離，但并不準確的面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