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算在本土，傳統的鄉村結構支離破碎，留守兒童的監護人通常是祖父母輩，既不具備精力，也沒有足夠警覺。而在鄉村，性別篩選的生育惡果，注定3000 多萬的男性將無法找到適齡配偶，性饑渴與焦慮將進一步使得人性異化。鄉村學校的交通不便、娛樂稀少、生活孤獨，更使得教學成了一種道德的堅守而非正常的生 活。而道德——是最不堪一擊的一道防線。

　　古希臘有這樣的歷史故事：“國王在招待貴賓時，會廣邀美女進駐他的后宮花園，而這些美女受命不得拒絕任何進入花園的男人。”封閉、威權、受控制人的心 智不成熟與無力反抗，這幾個因素將極大程度地激發性暴行——當下的中國，傳統文化中天地君親師的至高無上位置依然留存于社會記憶，而現行制度也強化了學 校、教師在學生生命中無與倫比的威權地位。一個孩子反抗他的老師從心理層面就幾乎是不可能的。行為層面也很難得到家庭或社會的支持。在最近曝出的教師校長 性侵案、校園施暴案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學校、集體宿舍、封閉式訓練營幾乎成了一些罪犯的“后宮”，如狼入羊群毫無顧忌、為所欲為。

　　污名化制造沉默羔羊

　　“奸污”是一個典型污名化受害人的詞匯。“性侵”一詞是近年來才被廣泛使用，在這之前，公共話語體系使用的是“奸污”。這里隱含了一個意思，被性侵者 從此“污穢”，被污染不潔了。受害人遭受到來自社會的二次傷害，實際上她/他是被與加害人一起審判。加害人或許可能被繩之以法，受害人卻終身被釘在恥辱柱 上示眾。“如果我是你，我不會到處告狀，而是帶著女兒遠避他鄉，重新生活。”一位官員對女兒被性侵的家庭如是說。在中國式智慧中，這樣的茍且通融，是一種 務實。然而，對于被害人的創傷毫無幫助。受害兒童的心理治愈通常有一個重要前提：“罪犯被懲治，他們由此感到安全，并獲得了內心渴望的公平和正義。”實際 上，隱姓埋名或三緘其口的受害人并非真的融入了新生活，只是他們將創傷隱藏起來，很多時候，沒有得到伸張的痛苦會從壓抑狀態中跳出來，在生活的各個猝不及 防的時刻制造新的傷口。

　　要幫助這些羔羊，社會首先是要對被性侵的孩子們完完全全去污名化。正如福柯所說：“性傷害必須降到在社會意義上和其他任何肉體傷害同等的程度，才能剝 離其背后隱含的污穢標簽，真正保護受害人。”性侵必須在法律意識和社會意識上僅僅等同于重大的肉體傷害，如被歹徒捅刀、被打劫的同等意義，而不是各種“從 此毀了、從此不再純潔、不能再愛了、無法正常生活了”貌似同情實為定罪的定義。2006年，筆者發表了一篇《冒死反抗強奸，是人類的恥辱》一文，曾引起全 民大討論，就是旨在反駁“必須用生命捍衛貞操”的荒謬思想，曾有律師質問筆者：“一個女孩好比一朵玫瑰，你難道不想把一朵完美的玫瑰奉獻給你的愛人？”我 答：“被性侵的女孩，和其他的女孩一樣完美，這一朵玫瑰和那一朵玫瑰，并無區別。如有區別，可能這一朵，更加勇敢堅強。”

　　在上世紀70年代時，歐美警察對于被性侵的婦女還帶著質疑和侮辱的態度，這使得鼓足勇氣報案的婦女裹足不前。法庭辯論中，被告律師通常會極盡所能地揭 露或描黑受害人的私人生活，將受害人貶低為一個“蕩婦”來為性侵者辯護，后來，經過女權主義組織的再三要求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裁定，在性侵案中，受害 人的生活作風不在法庭出示或考量之列，以避免將一次刑事審判變成對受害人性道德的大審判。

　　遺憾的是，在本土，以唐慧案為例，唐慧被性侵的11歲女兒的性道德，居然成為了某些媒體作出判斷時的重要考量依據。有若干媒體罔顧樂樂年僅11歲的事 實，不斷強化樂樂身體成熟、不上學耽溺游樂、在溜冰場主動結識男性的各種細節，或明或暗地暗示樂樂自己“不是好東西”，這樣的邏輯和上世紀70年代歐美警 察無異。“因為在一個男性權力社會下，對于敢于控訴自己被性侵的婦女，本身就是對男性性霸權的集體無意識的冒犯。整個社會的第一反應不是保護同情，而是本 能地要給這個秩序的破壞者予以懲罰和規訓。”但隨著婦女人權運動的進展，多數國家都已經采用了較為文明的做法。當然，在伊朗等國，還存在更古老的野蠻做 法：“將受害人也用石頭砸死。”——實際上，在公開輿論中審判質疑受害人是否“行為不端”與用石頭砸她也沒什么本質區別。

　　如果在法庭上、媒體上都可以合法地砸受害人“石頭”，我們指望羔羊不再沉默，奮起保護自己，那等于希望石頭上流出清泉來。扒光受害人的衣服用放大鏡拷 問只會助長犯罪，讓更多羔羊忍氣吞聲，黃蓉沒有洪七公的幫助，也抵擋不了歐陽克，羔羊反抗豺狼的前提是給她穿上軟猬甲。